东西问｜任雪莉：“藏礼于器”“藏礼于饰”，东西方如何以“金”追“礼”？

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探讨了东西方古代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来体现其礼制与精神追求。她指出，“藏礼于器”的中国吉金青铜器与“藏礼于饰”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尽管风格迥异，却共同承载了古代先民相似的精神诉求，作为信仰、身份界定及生命仪轨的重要载体。

任雪莉解释了为何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和精神的载体。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举办的“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和“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两大展览，分别以黄金和青铜为切入点，展现了东西方文明如何利用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生礼仪。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贵重金属稀有、耐久、光泽夺目的物理特性，使其天然具备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

她进一步阐述，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陕西，出土了大量带长篇铭文的青铜重器，并且是金石学的重要发源地。成语如“一言九鼎”、“钟鸣鼎食”便体现了商周时期“藏礼于器”的思想，青铜器成为了礼乐制度的载体，是国家秩序和宗法伦理的物化体现。即便青铜器后来从宗庙重器转为日常用器，其承载的礼制精神仍在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

在世界另一端，希腊化时期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也是正式场合的华美点缀，用以彰显佩戴者的社会阶层、官职、财富和权势。黄金珠宝也是女性重要的私有财产和嫁妆组成部分，在婚礼等关键人生礼仪场合佩戴，具有趋吉避凶的寓意。黄金也被用于献祭圣所，作为感恩或祈求神明保佑的信物。同时，黄金的永恒属性被认为能够确保灵魂永生，因此常随逝者一同进入墓地。

任雪莉总结道，东西方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都将其作为承载信仰、划分等级、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使贵金属成为文明秩序的“物化符号”。

在谈及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方式、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的不同时，任雪莉指出，尽管有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东西方文明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

在使用方式上，中国青铜器以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为核心场景，注重器物组合与空间摆放，通过器用制度彰显礼制规范。西周青铜器常铸有长篇铭文，用于“纪功伐”、“颂祖德”，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使礼器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花环、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广泛用于婚嫁、丧葬、献祭等人身礼仪，更强调即时彰显个体身份。

在审美取向上，西方偏爱黄金搭配玛瑙、青金石、珍珠等宝石，崇尚华丽璀璨、贴身装饰的美学趣味，强调材质对比和视觉冲击。华夏则自古尚玉，青铜器虽为吉金，其美学追求重在造型的庄重、纹饰的神秘和铭文的厚重，呈现出内敛深沉的气质。这两种审美取向反映了东西方对“神圣”与“尊贵”的不同理解。

在制度表达方面，希腊化时期，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锡仿制品，等级划分依据使用者的身份高低。中国青铜器也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例如列鼎制度，规定了天子、诸侯、士大夫的鼎数，以及祭祀时使用的牲畜种类。

最后，任雪莉还提到了制度的演进。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印度宝石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金器风格，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连贯、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从商周青铜重器，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仿制，再到明清孔庙祭祀铜器，礼乐精神一脉相传，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于两大展览以“金”为媒，将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的启示，任雪莉认为，这并非简单的展览叠加，而是在策展层面的一次再创造，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催生出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重塑了以“追金”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

这一策划旨在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其深层启示包括：

第一，文明因交融而创新。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各地工艺、宝石材质、神话符号相互渗透，金器上可见希腊神话、西亚镶嵌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共存，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

第二，文明因延续而绵长。华夏吉金承载的礼乐秩序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精神的转化。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考证，仿古铜器延续三代礼乐内核，祭孔仪式复现青铜礼器传统，器物、文字、精神代代相承，构成连贯深厚的文明脉络，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冲击与变革时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第三，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各美其美”。以吉金与黄金对话，并非评判优劣，而是在对照中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当希腊黄金的璀璨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人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延续而绵长，这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